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现代名人之死，往往意味着一次盛大的集体消费

         1856年2月27日，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海涅在病床上枯卧八年后寂寞的死去。除了出身下贱的妻子玛蒂尔德一直不离不弃的守在榻前外，他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早已疏远了这个浑身恶臭、大小便失禁的邋遢病人。当年在他床上欲仙欲死的法国小荡妇乔治·桑避其如瘟疫：“我可不想被染出什么病来！”

         1890年7月27日，荷兰杰出的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站在他最后一张画里，举枪自杀。两天后，他在奥维尔的旅店里流干了最后一滴血，离开这个他曾疯狂热爱的世界。相比生前的饱受折磨、寂寂无名，死后多年的美誉和荣耀倒像是一个残忍的玩笑。

         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维亚打游击的切·格瓦拉被政府军枪杀，举世震惊，一代代的反叛青年们从此开始了无休止的悼念和传诵。他的遗照被热爱英雄的人们拿去对照耶稣受难，他头戴五角星贝雷帽的模样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图腾之一。他代表了血般浓烈的浪漫情怀，他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反叛精神，他代表了信仰本身。

          崇拜格瓦拉是缅怀一种精神，还是缠绵于一个符号？

         1994年4月5日，涅磐（Nirvana）乐队主唱科特·科本在西雅图寓所开枪自杀。全世界的青年们念着“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青春的热血像遭遇了雷管，引发出爆炸性的集体忧郁。柔弱而孩子气的遗言里，最后是和平，爱，同情，他的死立杆见影的为饱受非议的摇滚乐正名。

         2009年6月26日，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因为心脏病突发逝世，又是一个举世震惊兼悲痛兼哀悼。人们开始历数他的功绩，重播他的歌声。生前的非议已一扫而光，娈童、漂白，都是商业文化对天才的迫害，他依然是梦幻岛上的孤独而纯洁的天使。

         圣人，还是傀儡？斗士，还是弱者？传奇，还是神话？丑闻，还是谣言？

         嘿嘿，哈哈哈。Who  really  cares。

         真正的艺术家死的凄凉，流行文化的代表死的热闹？请别误解我的意思。将逝去的名人们摞在一起作这种无聊的比较，我有那么蠢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相仿的感觉：其一，是不是近年来死去的文艺和文化领域的名人越来越多了？其二，仿佛这些名人的死为他们带来了最后一大批粉丝？张国荣、梅艳芳、罗文、黄霑、傅彪、谢晋、丁聪、杨德昌、张纯如、阿桑、筠子、格利高里·派克、保罗·纽曼，等等等等，油尽灯熄的、英年早逝的死讯在某个清晨或午夜铺天盖地而来，措不及防又天经地义，简直让人的悲伤都应接不暇。可是你是真的悲伤呢，抑或是为了应景，暗暗压低了腔调呢？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麻木。算我冷血吧，我只想提醒你，人生必死，自有天命。这名人之死看似在这个时代进入了高峰期，其实是媒体的功劳。以往的名人死后，留下了一种人格意识，信息时代的名人死后，变成了一个符号。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型期已过，文化中附着的一切元素都具有消费意义，包括死亡。

         好了我们现在进入正题。我像一个前戏十足的花花公子，把姑娘折腾烦了才开始真刀实枪，诸位海涵。首先得简要解释一下elite  culture向mass  culture转型的含义，这个文化转向不仅体现在美学和艺术领域，还在政治和社会学上愈加清晰。拿文艺来说，一直到20世纪初都坚守着审美的无功利性，是一种寻求并指向终极意义的人类活动，她的神圣性承载了丰厚的精神生活和理想信念，她只属于掌握奴斯（沉思的能力）和逻各斯（言说和理性）的精英人群。

         凭甚就你们这帮文化人独乐乐？随着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大众社会的崛起已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大众要组织起新的经济关系，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就必须主宰文化的走向，向精英索取平等的话语权力。要达到这个效果，一是复制，二是传播。复制，例如反复印刷的书刊报纸、可存储的影像制品等，消解了文艺的独创性和神秘感，使之变的廉价而趋同；传播，无孔不入的电视广告、商业意味的宣传炒作，剥离了文艺的本真和指向性，使之变成一个可任意组合所指的符号编码。恰好，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提供了发达的技术理性为支撑，于是水到渠成的，文化的审美内涵就转变成了商品特征。

         我这番论述是非常粗陋的，但您若还不太理解的话，咱继续往俗话里讲。举个例子说，现在很多小城市的KTV造的跟雅典卫城一样，这种捏造出来的奢华感在农业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一方面因为道德上的拘谨感，大众不敢染指建筑和雕塑艺术；另一方面因为物质资料的缺乏，大众没有能力去附庸一种审美。再比如说，大众以前是没有多少机会去欣赏世界名画的，除非他有亲眼目睹的机会，但随着图像技术的发达，每个现代人都可以对达·芬奇和毕加索评头论足。借助现代科技和工业化手段，大众文化的兴起呈现出气吞万里如虎的恢弘气势，不断压迫着文化向着世俗和消费妥协，这个进程是无可扭转的。

         文化精英对于大众文化的兴起无法不感到悲观。T·S·艾略特认为整个人类的文化标准在不断降低，古斯塔夫·勒庞直斥大众为乌合之众，马修·阿诺德也困惑不已：社会注定民主，谁能带来格调？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奥尔特加·加塞特把大众开始掌握社会权力称为“令人心悸的现象”，马克思·韦伯则坚信：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否是民主制度，政治都是少数人之事。精英们的这种反动态度其实并不是针对大众的，而是对文化内质中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不断流失的担忧。那么如此说来，大众文化是堕落和庸俗的文化了？哎，可别误会！我并无意于去批判，事实上我们都得了大众文化的好处，没有大量的书籍和盗版碟充实，我还能在这里和大家故作正经的吹牛逼吗？大众文化的兴起不仅唤醒了大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还在尊重个人文化偏好的基础上，满足了大众日常生活的精神需求，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所以需要改变的不是文化的现状，而是我们对文化的观念和态度。这么说罢，我写了这么一篇雅俗难辨的文章，不管是否可以归入大众文化的范畴，它还是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之一——网络传播到了你的面前，而大部分人也许在关掉文章页面后，转瞬就忘记了文章的内容。打开电脑，浏览网页，人们并不在乎为生活内容赋予意向性，只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大众文化既在塑造现代人，又在欺骗现代人；既在充实现代人，又在抽空现代人。与其说大众文化是一种文化范式，毋宁说它是一种文化特点：高雅和通俗之间界限模糊，趣味和情调显得形迹可疑。我们来看看雪碧的广告，一种饮料和“透心凉，心飞扬”的年轻状态有什么共同的意义层面呢？有个屁。然而商业文化的吊诡就在于此：只要为了销售，我可以脱离物品的使用价值来添加风马牛不相及的符号意象。如此，一瓶雪碧就等于一瓶碳酸水加上一张“你是年轻的”的小纸条，单纯这张小纸条能卖钱吗？当然不能，但作为广告进行意义添加，就能给可口可乐公司带来极其丰厚的盈利。在商品社会，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除了被马克思看见的经济剥削，还存在着一种“文化剥削”。（学术派注意了，把哥们这个观点拿去研究，估计会很有成就的）

    大众文化会竭其所能的为一切商品（包括明星）添加符号价值

         最后我们回归到国王之死的主题上来。通过大众文化的复制功能（无数的磁带、CD、MP3），我们了解了迈克尔·杰克逊的声音；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功能（电视、互联网和出版物），我们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一切花边新闻和正面报导。无论信息如何导向舆论，最终的结果是无论他本人是否愿意，他变的越来越有名；而我们也一直在慷慨解囊，不断的付费给娱乐业和传媒业，满足了商品社会的文化剥削。也许你会不以为然：他曾经给我那么多的快乐和感动，我付出一点点钱又怎么了？伙计，不关钱的事，关键在于：你其实不认识这个人。你所知的一切信息都是媒介给的，媒介指导了大众看待和了解名人的方式，构造了一种选择性的“现实人物”。人们总是以为，媒介只是文化的传输手段，其实媒介本身就是一定文化的组成部分。迈克尔·杰克逊活着的时候，他满足了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需求，大众消费着他的音乐，同时消费了流行文化的符号意义。当他死去时，他满足了大众排泄情感的要求，媒介也自然对此喜闻乐见，因为这种消费依然可以为其进一步增收。通过这个过程，你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有多少真实的喜怒哀乐被取代了？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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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刘卓辉
曲：黄家驹
主唱：黄家驹
改编：seawaver

遥远的东方
辽阔局域网
还有堂皇的口号

前世的耻辱
后世的颓唐
一片和谐牢牢接壤

围着沉疴的国度
围着死去的真相
围着浩瀚的民意
围着希望与理想

迷信的群氓
神秘的中央
还有二牛和五毛

皇帝的新衣
密集的鼠标
谁会甘心流连虚妄

围着沉疴的国度
围着死去的真相
围着浩瀚的民意
围着希望与理想
叫嚷

蒙着耳朵
那里那天不再听到在呼号的人
woo--ah woo--ah ah ah

蒙着眼睛
再见往昔鄙视的那样一道破墙
woo--ah woo--ah ah ah
倒在代理脚下

无冕的身躯
鲜活的思想
还有翻越的激情

谁也冲不开
谁也抛不低
谁要一生不明真相

蒙着耳朵
那里那天不再听到在呼号的人
woo--ah woo--ah ah ah

蒙着眼睛
再见往昔鄙视的那样一道破墙
woo--ah woo--ah ah ah
倒在自由门外

蒙着耳朵
那里那天不再听到在呼号的人
woo--ah woo--ah ah ah

蒙着眼睛
再见往昔鄙视的那样一道破墙
woo--ah woo--ah ah ah
倒在人民心上

      《蓝色粉末》里舞娘和父亲隔着一道玻璃电话诉衷肠，让人无法不忆起《德州巴黎》，而《东京奏鸣曲》里的那一片海，不正是少年安托万眼中无垠的迷茫么？《入殓师》、《苏默斯小镇》、《温蒂和露茜》、《罗尔娜的沉默》等等等等，最近看的片子，似乎都能嗅到以往经典的气息，节制的哀伤，清苦的暖意，引而不发的绝望情绪。看完《东京奏鸣曲》后我有些哑然失笑：连一专门吓人的导演都能把生活片拍出这种味道，看来剧情片的制作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充分模式化了。

       南京这一季的梅雨来的散，刚放晴又阴霾了起来，让身上衣服的厚薄都无所适从。呆在房间里看了一大堆新片后，我又把《一一》翻了出来，三个小时的影片正适合这种不宜出门的天气。台湾导演里我最喜欢杨德昌，远过于李安甚至侯孝贤，说的冠冕堂皇一些，因为他更加尖锐的抵达了人性深处。黄建业用“深刻的悲观和冷冽的理性风格”来形容他的作品，这是我听过的对他最贴切的评价。他还爱音乐，懂音乐，《一一》里日本人评说NJ的前女友：“她是你的音乐”。从蔡琴到彭铠立，这不也是杨德昌的写照吗。他也很真诚，《一一》里描述的繁杂人事，或多或少有他的影子，和他身边亲朋好友的生活痕迹。然而从自我的角度出发选择素材，构造情节，最后的作品情感却是为普罗所感同身受的，这就是大师。

       我们对电影的普遍认识是，艺术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因此我们也习惯陶醉于许多根本与生活游离的电影场景和情节，甚至将其看作一种“无法企及又妙不可言的现实体验”。什么是“高于”？怎样的艺术手法才算“高于”？我觉得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去捕捉生活的本质，然后通过一种独特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艺术家都应当是熟谙生活的思想家，只是各自的创作手法不同而已。导演的着眼点可以很聚焦，比如蔡明亮的《洞》；也可以很宏大，比如杨德昌的《一一》。尽管他描绘的生活有着明显的台湾社会背景风味，但我更多感受到的，是生之为“人”的快乐痛苦，是“人生”的无常和悲怆。我们每天看着各种各样的电影，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城市里，电影里的人物形象和个性千差万别，然而我们为什么有时会忍不住哭泣和伤感，开怀和振奋？

       电影可以使人们的生命延长两三倍，伟大导演的作品更可以让人得到生命经验的拓展。我是这样理解的：当你面对一部伟大的作品时，就有机会让自己入戏，一方面你的情绪融入到电影人物的喜怒哀乐中，另一方面你抽身而出，犹如俯视另一个自己每秒24格的悲欢。你看着完全陌生的人物经历着自己似曾的生活，把往昔的回忆细细的反刍一遍，而沉浸于回忆，却又像是复制了一段生命。所谓生命经验的拓展，并非意味着去了解种种惊险、刺激、另类却与己无关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看清在滚滚红尘中，这浇漓人心看上去是熙熙攘攘各行其道，却也是同病相怜的去无方向。用洋洋的话说，“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也看不到。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呢？”每个人都只会关注自己在人前的正面形象，没有人关心背后的真相、内心的需要，又怎能不让自己成为别人无法预知的地狱呢？

       影片从一个婚礼开始、以一个葬礼结束，里面有生老病死、恋爱结婚、工作事业、交际娱乐，人与人之间误解冲突、得过且过，就像萨特《禁闭》里的主人公一样，带着无法摆脱的原罪，力图寻求出口却是徒劳。世间本无善恶美丑，唯一折磨和约束人们的便是人们互相的关系，挣扎、冲击、妥协、放弃、纠缠、藕断丝连、欲说还休，最后不是在勉力维持的温情破碎前不战而退，就是在支撑不住虚伪的狼藉后收拾残兵。生活还要继续，我们不能任性，只能打起精神前行，无论远方是香花沃野还是荒烟蔓草。导演拍的是正剧，不是悲剧，我们之所以看的心中凉透，是因为生活之不如意十有八九。然而却不必悲观。一段暗流涌动、阴晦沉重的电影人生里，导演总会匠心独具的安排一些时刻，闪现着人类情感的光亮，提醒我们去爱和珍惜。而这些伟大的电影时刻，却往往是我们一贯浮躁的眼睛在现实生活里容易忽略的身边琐碎。

       我们看不到，杨德昌拍给我们看。然而杨德昌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