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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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了太多薛涌以民间领袖的姿态不遗余力的鼓吹“反智主义”后，我终于对其失望了。从几个方面探讨一下，我始终觉得，过于激进的所谓反智主义根本没有代表反而是诱奸民意，而对于号称反智主义思潮的鲜明倡导者， 我不禁想问，你那自封的“民间意见领袖”的头衔是否名副其实？

       在薛涌的描述中，精英无疑是指那些把持或扶持主流社会观点，为权势集团辩解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与权力交易获得社会地位和财富，以出卖自己的学术良心为代价，这样的精英在我们历史上确实屡见不鲜，过去依附政治，如今依附市场，他们通过垄断知识来控制话语权，为改革和民主进程制造壕沟和栅栏。

        但是我认为这样解读精英，实在有以草根自居，拉拢自身支持率和公共话语资源之嫌。薛涌作为美国大学的教师，再加上自己稿费收入，不计名人效应带来的利益，首先在经济基础上就远远脱离了草根吧？我们在经济、政治、文艺界的杰出人物，都可以以精英来定位，他们其中不乏坚持原则之人，是国家发展的栋梁之材，那么在薛涌的阶层划分中，他们的位置何在？       

        也许薛涌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应该被摈弃，因为关于鲁迅，他说的很清楚：“比如鲁迅，因为在日本的幻灯片中看到了精神麻木的国人，于是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开始认定这样的肉体不值得救治。也就是说，民主社会中老百姓可以让渡的权力他是不要的，他要的是在民主社会中不可让渡的权利：即决定什么样的生命值得拯救，什么不值得。”这是我所知最可笑的对鲁迅的误读。很明显鲁迅是认为救治思想远比救治身体重要而弃医从文，我相信大部分智力正常的国人都明白鲁迅作为作家而非医生的存在是中国之幸事。经过这样的偷换，他就把要不要反智的问题，变成了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薛涌俨然成了带领广大网民揭竿而起的陈胜，知识分子全成了对立面，全成了不让他们说话的统治者的帮凶。何苦如此极端？

               2、 反智主义是否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终极流向？      

       说实话，霍夫斯塔特我没有好好读过，但我相信美国这个比较充分的民主社会，必然产生反智主义这种传统，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的传统，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以布什为例，他的大粗话在美国社会有如此的感召力，说明了社会的鄙俗化和“反智主义”的兴起。    

        但是过分强调这一点，反而对独立的知识传统构成威胁，并影响到民主政治。如今布什总统已成为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总统之一，知识分子对此深感不安。事实上，美国人狂热的借助反智主义煽动非理性的民意，对外体现在政策上就是态度过于粗俗强硬而缺乏柔韧，对内体现在大学教育过分的功利化而人文精神不断流失。中国现在需要这样吗？我们是否已经到了一种程度，即掌握话语又依附权力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媒体的基本面上封杀了民间意见，而群众已经具备了自主联合决策自身生活大计并进一步决定宏观气象的能力呢？这不是扯淡吗。虽然现代西方政治越来越显得娱乐化，政治人物越来越注重明星效应而轻薄了实干精神，但深厚的民主传统决不会让反智主义走向泛滥。

        3、 如何建立最广泛的民主参与？      

       “这种参与性，要求我们把市场经济建立在宪政的框架上，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游戏规则上。”我完全没有疑义。问题是，在现阶段，我们怎样建立最广泛的公民共同议决？我们只能使用人大进行代议民主，这已经是一个共识。就连美国人表达政治参与的“发展性自由模型”也是在工具性行动的参与观念下，精英和公民互相制约的意象。前者压倒后者，是自以为是的寡头政治，后者压倒前者，可不是薛涌欢呼的民智胜利，那就是民粹主义！       

        最可怕的是，曾经的景象可能会随着反智主义的进一步极端而呈现。试想60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四人帮”已经把中国的反智主义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在极端的几年里，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停课，学生殴打老师，群众批斗精英。初中以上的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除了语录之类，装订成册的东西一般都要销毁，因为很少有一本书样的东西可以逃脱“封、资、修”这三大类别中的某一类。国家人材要进 “五七干校”， 知识分子被统称为“臭老九”。“读书无用”、“不学ABC，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用语。这不会是你们反智主义者想要的吧？       

        叫嚣着要让大部分人拒绝知识分子的政治和文化诉求的人，先去考察一下中国有多少文盲，城市和乡村公民文化程度的抽样调查，还要考虑在虚妄反智主义的指引下，会煽起怀着民主憧憬的人们多大的非理性诉求？我要说明一点，参与并非意味着直接参与决策，一位终生没有见过水库的老村民，他宁肯去花100块钱引渠灌溉也不愿意和其他村民一起交50块钱修水库。你可以让他参加投票选村长，但是让他投票决定该地区的公共建设就会很无奈，因为基本的智力基础不够，这时候就需要最底层的知识分子出面商议并代表村民来和权力机构博弈。

        所以我要说，薛神医，你还是省省吧。不要因为中国有了两亿六千万网民就可以聚集足够的智力和民意基础把现在的民主政治进程一把掀翻。网络民意我一向推崇，但是要有组织有规则的辅助政治参与时日且长。反智主义也不是坏药，具体情况下可以用，但它不是狗皮膏药，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反而需要智识主义，用基本的法律知识、民主观念来教育广大人民。改革道路上我们要的是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不是看似时髦的不明飞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