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Requiem for a Dream》（梦之安魂曲）看到一小半，我就觉得周末选择这样一部电影是太扼杀情绪了，片中所有的主题人物都一定会走向绝望的深渊，这是个毫无疑问的结局，除非导演是个白痴。然而达伦·阿罗诺夫斯基已经用炉火纯青的电影技术证明了他的能力，凌厉的剪接和连续的蒙太奇，再加上对音乐的不俗品位，让我深感相逢恨晚。2000年就出来的片子，九年之后带着一股澎湃的灰暗气息把我猝不及防的撞倒在地，我也索性瘫坐着喘息半晌，回过神来再咀嚼一番其中的苦楚滋味。 

      学院派或大众评判电影的好坏，通常会从导演和演员、画面和音效、情节和结构等方面入手，这些方法大部分时候是奏效的，但有时也容易产生迷惑。我倒有一个便捷的方法：感受电影的特殊气息。当然，这要在大量观影经历后才可能做的到。同样都是电影，可以划分为艺术品、纪念品和商品，不同种类的电影拥有完全不同的气息。维姆·文德斯说电影已死，他的意思是艺术品具有不可复制性，而数字电子图像的大量繁殖，意味着商品将成为电影的主流。现代电影体制下的流水线产品，无论是如何精美的视听盛筵，终究还是商品，只不过是GUCCI和红蜻蜓的区别而已。艺术品在做工苛刻的基础上，还需要制作人深刻的思想性，因而在商品社会中少之又少，多的倒是借艺术片之名的四不像。艺术片有一种执拗，它并不在乎观众的喜闻乐见，而是倔强的将一种特立独行的态度贯穿在电影之中。 

      也许我说的有点玄，但你仔细考察就会明白，平庸的作品是没有气息的。这一点不单电影，文学和音乐也与此同理。不管这部电影让你哭了还是笑了，崩溃了还是抓狂了，很快你就会忘记它。它只有情节作肢体，没有思想当魂魄，你无法感同身受的交流，只能坐看它像个马戏团小丑一般玩把戏。或者可以这么类比：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女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不是乳房、大腿或眼睛，而是她的气质，那种让你沉醉其中意欲一窥究竟的气息。你要是说你只是喜欢女人的身体，那我只能说，咳，哥们你真是个实在人呐。 

      回到电影。《Requiem for a Dream》里就充盈着一种灰色的气息，随着情节展开变得越来越浓重，越来越让人感到窒息。这种气息不是毫无节制的滥放，而是一点一滴的渗透到故事里。想象一下，一个人走在漆黑的荒漠里，你感到耳边腥甜的热气，你听见口水滴在地上的声响，身后的狼群越聚越多，而你连勉强应对的火把都没有。你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你的脚步越走越快，你不敢回头也不敢停留，你知道大事不妙却无能为力。人生中的什么时候最恐惧？等待死亡的时候。刑罚之中什么最残忍？凌迟。一片一片的削去你的体肤，每一刀带来一次疼痛和颤抖，你知道结果却迟迟等不到结束——这就是这部电影的狠辣之处，你一看就知道是个悲剧，你还得看着它饱受折磨的抽搐至死。这种近乎变态的叙事方式造就了电影的深度。 

      卡尔维诺批评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认为导演把批判的茅头指向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萨德的原著是内向的、自省的，电影则影响了对人类本性的思考。这个批评是否公正我不想讨论，但在我看来，内生的、自域的恐惧绝对要比外在加诸的暴力更令人绝望。我们有什么电影没看过，有什么暴力的、血腥的、非人性的镜头没有被胶片演绎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外星生物、吸血鬼、僵尸、电锯杀人狂要么不存在，要么离我们很远。可是当有些特别操蛋的导演千方百计向我们展示现世和日常生活里挥之不去的阴影时，我确实被打动了。没错，生活里确实有这样类似的压抑、孤独、伤感、走投无路、一触即发，和你的电影气息是多么相似啊，尽管你在表达情绪时做了夸张和延展，可我仍然记得这些阴暗的题材，曾反反复复折磨着我的生活。 

      也许有人会说《Requiem for a Dream》是吸毒成瘾者的故事，表现的是一类人的痛苦，所以不具备剖析普遍本质的能力。这个看法本身就偏狭了。影片还有一个中文译名非常好，叫《迷上瘾》，片中至少有三种“瘾”，一是毒品，二是有兴奋剂成分的减肥药，药明明是用来治病的，却被用来上瘾，这和现代社会发展生产的“顺势疗法”（让·鲍德里亚语）秉承了同样的荒谬性，耐人寻味。导演还指出了一个现代人沉溺其中的“瘾”：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永远都应该正视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消费社会利用各种物性符号来指导现代人的信仰，有什么东西不可能成为你的“瘾”？你难道不是在无休止追求过“瘾”的过程中，就悄然浪费掉了短暂的生命？

      诺贝尔奖是当今学术上的一种重要的娱乐形式，总是能带给人们始料不及的惊喜。今年的经济学奖获得者其中一位是印地安纳大学的Elinor Ostrom，相信除非专业人士，没有谁熟悉这个政治学教授。她的获奖理由也很有意思：“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所做的研究”。这样的人我们中国多了去了啊，那些股票分析师啊评论家啊基金经理啊，不都是在为“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所做的研究”上鞠躬尽瘁嘛。

      哦，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Elinor Ostrom的主要观点是应该把经济学纳入公共研究和集体行动的范畴，强调在互相信任和依赖的条件下对资源进行自组织管理。这样一来，奥氏的研究就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政治上的（公共政策的形成）、社会上的（群体性心理特点）、环境上的（自然资源如何利用）、历史上的（社区管理机制的演变）等等。这样一种见解可以说是对市场有效理论的反动，它说明了私有制在经济发展中是有副作用的。不过正好也是与时俱进，值此全球金融体系根基脆弱的阴霾下，应该有一些传统的理论和方法中跳脱出来的视角和眼界。

      这么多年下来，诺贝尔奖难免有时流于荒谬，比如爱因斯坦当年握着光电效应、广义和狭义相对论、激光理论等五个惊世成果却迟迟得不到瑞典人的肯定，再比如说去年得经济学奖的那个专栏作家，简直就是个笑话。不过这一次，我觉得挺好。经济学我还是读了几本书的，一直就有一种感觉：这是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但是一种社会科学，还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因素。对经济的研究现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将其过分的形式化、抽象化去解释问题，而少有对其本身的全面理解。

      我这么说吧，眼下正是各高校研究生做毕业论文的时节，经济学专业的朋友们可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如何合理而实用的建立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这个模型所涉及的指标实在太多，而且难以定性计算和等级量化，初始条件的设定一旦有微小的谬误，最后的结果就差之千里。这不能怪你学术基础不够，而是因为经济学实在有够复杂，就算你搞出一个理论上无懈可击的统计模型，还是很可能经不住实例考察。经济学不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那样可以丁是丁卯是卯的推算，要不然哪来的金融危机，经济学家们也不会整天闹那么多昨天预测今天就被证伪的笑话了。

      其实奥氏的研究和另一位获奖者Oliver Williamson在气味上有所相似，都是制度分析，都在检视市场经济问题。我对制度经济学挺感兴趣，特别是早期的加尔布雷思和后来的科斯，他们和传统的经济学家很不一样，非常注意考察宏观因素来解释经济。张五常有句话说的好，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不考虑到法律、政策、文化、习俗等规则的动态影响而死磕需求、生产、信用问题，犹如困兽之斗。我们国家过去照搬苏联模式、现在边误解边照搬英美模式，一直都很忽视制度分析，不够脚踏实地。我们的经济学家经常讲怪话，什么“中国大学收费太低”、“能源价格应该上调”之类，然后招得骂声一片，说他们代表利益集团什么的，其实也不一定。有些学者脑子已经僵掉了，凡事就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路数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等等，你不能一股脑儿就推到市场上去，用“看不见的手”自行解决，不从实情出发，不从制度着手就瞎提经济主张，是要祸国殃民的。

   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这里的经济学者们也很配合情绪的恐慌了一阵，回头发现没什么事，又回过头来赞赏中国的金融体制坚挺无比，简直笑死个鸟人，这哪跟哪啊。去年我写了个《环球同此凉热？》简单说了几句，咱和人家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拿Elinor Ostrom的社区自发进行资源管理的理论来说，可以在美国尝试，放到中国绝对是扯蛋，我们的城市里所谓社区只有名义上的概念而已。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具有强大的阐释力，但解释和应用时要掌握局限条件和变化规律，这些局限条件和变化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千差万别。

    昨天晚上想起来，10月7日是陈寅恪先生的忌日。再一查发现，正好是整整四十周年。今年季羡林去世的时候，网上真是热闹无比，而昨天倒冷冷清清，似乎很少人记得季羡林的老师了。两位学者的学术水平就不说是云泥之别，起码也是燕雀难比鸿鹄。既然看不到些纪念的文章，我就随便写一点罢。

    这些年伴随着所谓“国学热”，先生的大名也因此流行了，所以我就有点无从下笔的感觉。写些无谓的人物介绍，还不如请读者谷歌去；斗胆点评些意见，又会遭遇“饱学人士”的不忿。还是谈谈我自己对陈老的看法，以及对其学术的私见。首先请大家把这个名字念对，“恪”不念“ke”而念作粤音“que”，先生虽然自己考证过应念“ke”，但更习惯于亲友和朋友以“que”相称。

    我对陈寅恪先生的崇敬在于其人人格、才学、思想全方面达到顶峰。想那战乱流离的年代，知识分子保持人格上的完整尚且不易，始终坚持严谨治学，并将史料、学识、天才感悟贯穿于所有著作中，更是难上加难。吴宓有云：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吴老如此陈词是在什么时代啊，那是个有着梁启超、傅斯年、王国维、赵元任、冯友兰、胡适、钱钟书等等无数学者的时代。现世都说先生好，有几人深读，又有几人知道好在哪里。我以为陈寅恪以宋明理学的反对而发轫，用类似于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考据文化，更新了中国学术之气脉。他在评价王国维时认为，虽然王老在数个学术领域拓开疆域，但自身接受的资本主义文化和治学训练与封建体系下的思想观念发生激烈冲突，最后难免悲剧命运。而他自己却真正做到了“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术，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能否认识并接受这一点，是一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

    我向来说，中国文化因为历史太久而变的腐臭不堪，以致格格不入与现代社会的技术特征和制度规范，但仍然认为民族文化应该置于本位。陈寅恪先生的伟大，也是因为在人生和治学上抛弃了所有传统的恶俗，却固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在德国求学13年，不要学分，四处旁听，这是一种迥异于中国教育体制的游学风范；他唯一拥有的一份文凭是复旦公学，36岁与梁、王、赵同列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时一无所有，这又和中国文人们求学问仕、著作等身的欲念相应成趣。但他在学术上又是何其苛刻，《金明馆丛稿初编》送交后被要求改一字，他严词拒绝，竟然一时没能出版。失明后，助手为他口述材料，他会想着要改的地方一夜不敢睡，第二天早上立刻告诉黄萱。这又是何等的古板守旧了。可是他又并非不幽默，这幽默中还显示着见微知著的高明。我等凡俗男人讨论一名女人是否处女，不过是过过嘴瘾，陈寅老却整理出了一部崭新的历史。另一个旧时的风尘女子，对我们来说只是个情趣谈资，陈寅老却在其中尽述历时的洋洋大观。在《柳如是别传》里摸索着陈老的心路历程，让人不禁想起那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大众对名人、伟人有逆反心理，也有“顺从效应”：人人都说大师好，我虽然无甚了解，也要附和一声，总之是不会错的。当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当代频繁出现时，这热潮里肯定有起哄的成分，但也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有人认为，当代中国思想界动向混乱，如何取舍西方文明和古文化传统重新成为价值观矛盾的重心，这样一种面临抉择和思考的局面，与陈寅恪那一代大师所处的时代风貌不无吻合，因此知识分子要学习和推崇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国学宗师。

    我要谈一点和别人不同的看法。陈一生治学，以朴学为主，以通识为髓。他所说的通识，就是一种整体观念，把文化史和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统一起来。当年没有多少人能听懂陈寅老的课，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过于博识，引用典据时从不多费口舌，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学生基本上不具有通识的概念，跟不上他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一点始终被今人的研究所忽视了。陈老所坚持的这个“通识”，其实就是学科的交叉与综合能力。时代发展至今，做学问的人很容易就会发现，各种学科的边缘并非坚壁清野，而是有着奇妙而自然的融合。以生物学为例，和地理学结合起来就是古生物学、土壤学，与化学结合起来就是生物化学，与微观物理学结合起来就是量子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大部分学者都恪守着自己的专业方向，就只能在学科内的细枝末梢上匍匐前进，而陈寅恪熟习比较文学和语言学，考实时便可开辟新境，达到广义文化史的研究境界。我以为，单凭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就足以凌驾于众多大师级人物之上。

    当各种学术认识深化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带来知识的融合。因为存在于这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其运动形式都有着广泛的相关性。我经常会胡思乱想，一个物理学的公式可不可以表达人际关系，一个化学反应现象能不能描述社会变迁，更换一种语言形式，历史和文学是否会天翻地覆。我越来越觉得，这绝不是无稽之谈，这是种令人无比兴奋的思维方式。学术界需要一批天才来树立起这种“通识”，以极其宽广的知识面对相关学科进行整体性的比较研究。这是个过于高山仰止的梦想，所幸有陈寅恪先生作出了极好的榜样。

附：陈寅恪著作书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

相关传记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
张杰、杨燕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张杰、杨燕丽，《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联经出版，1997年。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
俞大维等，《谈陈寅恪》，传记文学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湾东大图书出版，1998年。
高阳，《清末四公子》，皇冠出版社，1983年。
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
刘克敌，《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时英出版社，2007年。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项念东:《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
陈寅恪:《与妹书》，1923年8月《学衡》第20期，收入《陈寅恪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