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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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中学历史课本的编者们认为，世界历史的走向需要在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框架下展示出协调性和统一性，共产主义、爱国主义、人民群众如此光辉的伟大名词不能受到质疑和反问的，所以我们在接受讲述的同时，同时接受了一种非黑即白的评判意识和忽视复杂的单元历史。在阅读海明威之前，我对西班牙内战的认识和大部分人一样，一边是被法西斯势力扶植的右翼，一边是追求共和的民众和无畏的国际主义战士。甚至在读林达之前，我对此仍然有着浪漫的幻想，把痛苦的呼嚎仅仅当作战争的副产品，而从未细究历史断面上螺旋纹路的蜿蜒牵连。
　　格拉那达的诗人洛尔加被右翼枪毙，“九八一代”代表作家马埃兹图被左翼杀戮。在右翼掌控的地区有无数被贴上“红色”标签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威吓、逮捕并杀死，同样在左翼的政府和群众组织专政下，也有基本数量对等的、拥有不同信仰理念的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倒在血泊之中。受世界范围内左翼思潮鼓舞，从政治文明的英国来到西班牙的奥威尔骇然的看到一座巨大的精神病院，发现“空气里弥漫着怀疑、恐惧、无常和隐恨。”右边是佛朗哥的铁腕清肃，左边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城市到乡村都在集体化，私人财产权被剥夺，中产阶级随时被扣上帽子接受屠杀，满街都是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犯。掩盖着鲜血的是更为鲜艳的红旗、标语、口号，谁都可以肆意利用泛滥的公权力把异端、反对派甚至只是“不喜欢的人”打倒，这样的情景我们不是也曾熟悉过吗？
　　十字路口上的西班牙无法选择向左还是向右，民主法治制度的正前方又不能一步登天。我们也正在走这样的路，好在如今的天候好于彼时，尽管足迹歪歪扭扭，大致方向不错。中国社会必然全面转型，从政治结构到经济制度，一定要更民主、更自由、更公平，那么在这场改革中一定会有忽左忽右的风险闪现，右边是利益集团精英在改革进程中此起彼伏的偷梁换柱，左边是目前改革失利体对于加快改革的强烈渴望，已初步趋于上层寡头化和下层民粹化。
　　我这里所指的精英，首先属于或者服务于既得利益者，以官方或权威的面目把持着正规媒渠，为事实上的不公平不民主长篇大论的雄辩。他们会振振有词的告诉你，给富人增税是不合理的，给灾区捐款不能成为企业的负担，劳动合同法会限制用工自由，等等。所谓改革失利体，就是在现阶段财富按资本分配的情况下损耗了实际财产的多数民众。举例说，2006年南京新街口地区商品房价为80万，现在是120万，如果你当年买了房，你的财富增长了40万，这是国家富强带给你的利益。但若你买不起，你非但无法享受这一笔增值，还要承受油、米、猪肉涨价带来的财富流失。到今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已相当固定了，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现实，经济水平的失调造成了人群间日益尖锐的对立。你若不信，去任何一个论坛耀富、夸富或为富辩护，绝对换回一车的板砖。连去年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样的有益观点，也被不理智的民愤所曲解。
　　512后，民众凝聚成的力量令人惊叹，但倘若这种力量被某方政治意向所利用，其后果不免令人担忧。在未来的民主政治中，政治家应对选民负责，而在建立选民共同体时，政治家极自然的要寻找政治标签，其背后的经济集团要追求成本最低的方式。狭隘的爱国主义、仇富心理、民族性最容易被利用，在政治斗争中形成无数逼迫他人就范的激进强盗逻辑：
　　我是爱国的。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不爱国。危害国家者必须入狱；
　　我要求社会公平。社会公平要改变劳资关系。改变劳资关系要打倒雇佣者。所有的雇佣者都要被清算；
　　我提倡民族自强。民族自强要支持本国企业、抵制外国企业。你使用外企产品。你背叛民族利益。背叛民族利益者理应被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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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人性的美好并不怀疑。但是人性如火，本身并不稳定，可以照明取暖，也可以焚尽生机。未来之中国是否走的偏倚尤未可知。一方面，大幅广告牌是依山傍水的豪华loft，银行和商场里是舒适的VIP服务，电视里是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捐赠仪式，地方政府和社会媒体恨不得把富人宠坏，而多数人却发现致富的门槛陡然提高了，实在跨不进这个圈子。人往高处走却走不动时，会带来极大的怨恨和绝望。另一方面，弱势群体的各项诉求已经觉醒，他们已经意识到社会对他们的亏欠并渴望重新分配。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鼓吹平民与上流社会为敌，要求最为彻底的“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和“杀富济贫”式的分配。我对左右两边都无好感，前者会使一小撮人获得过于宽裕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不断蚕食和挤压大部分人的生存空间；后者更将带来社会不堪承受的动乱和不正常的心态氛围。
　　中国不可能裹足不前，唯一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去其两端而取中间，改革不能快也不能慢，穷人不可欺辱也不可放任，富人不可打压也不可娇纵。要致力于培育出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居其屋有其食，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有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要坚持漫长的社会讨价还价过程，使各阶层之间形成互惠共生的良性联系，穷人可以通过劳动和掌握知识提高自己的地位，为富不仁者可依法被纠正，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只被舆论炮轰。群体之间的界限被柔化，流动性增强，80—20比重得到调整。如此，国家幸福自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