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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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出门办事，左右等不到的士，最后打的是私人的黑车。司机是地道的南京人，一路跟我侃些鲜有人知的历史，梅花山上的无字碑、林立果在南京的选妃、国民党元老的家族背景，诸如此类。这些不便公开的秘史佚闻，我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便不多言，任他滔滔不绝。此人谈论历史事件，涉及时间必精确至某年某月某日，以期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一点让我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不觉哑然失笑。

        我虽然是个纯理科生，但是从小好文，每学期课本发到手里，数学物理都扔一边，语文和历史翻的勤些，有故事的书总比枯燥公式来得有趣。语文老师虽然经常把我的作文拿到讲台前念，却不大欢喜我，因为高中语文要教学生一套死蠢的文本理解规范，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她在课堂提问：“为什么柳永的词里有一种伤感凄美的情绪？”这种课本上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出现时，通常是全班静默，我举手起立：“因为他落魄，天天在妓院里混。”然后满座哗然。历史老师一般不会经历如此的尴尬，因为“历史”看上去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供发挥的余地。他转向我，于是我起身回答问题，时间精确至某年某月某日，再补充一点课外内容，俨然一副好学生的模样。

        后来我才发现，我们的历史教育其实和语文教育一样害人不浅。多少年来，中国的教育事业都脱不开意识形态的框框，偏颇之处自然少不了，但语文教育的弊病太明显，装腔作势的调子不攻自破，而历史却将一种简单粗暴的、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贯彻于书本中引而不发。凡事件发展、社会动荡、时代变革，一句“人民大众的力量”就搪塞过去，丝毫也不顾忌其中因素的复杂和随机。你可以说没有必要严谨考据，反而会把年轻学生的思维搞的混乱，但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不但用一种方法论和价值观简单化了历史，还为保持这种方法论和价值观的正确性而任意曲解历史。

        我举个自己的例子。我小时候很讨厌吃杨梅，因为在我家杨梅是用来泡酒的，我只尝过那种泡过酒的滋味，却不知道它的原汁原味。我们从小经历的历史教育就像一桶被泡酒的杨梅，吃起来酸苦乏味，却殊不知其本真。真实的历史哪怕没有任何修饰，也是十分精彩而激动人心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历史的原初状态出发去观察历史，完全可以获得真正属于自我的历史观，不必被崇高所蒙蔽，不需被“真理”所否决。国家害怕个人意识呈现出多样性，因而用共同信仰去指导人们看待历史，难道我非要买这个帐？任何一种理论拿来当信仰用都是要玩完的，再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个鸡巴毛信仰啊。

        近十几年来，随着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发展和学术的庸俗化，“历史”又逐渐沦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有句话说，历史从来就是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要彰显一些，自然也不免要隐匿一些，历史就难免被虚构。有些人像我遇到的那位司机一样，喜欢在裨钞中抓那些虚构历史的痛脚，这诚然也是一种思想独立的表现，却不是贯晓历史的正道。历史作为一种无限性可能的客体文本，既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结构，又被人类的主观意识所影响，因此掌握历史不但应该详解时空环境，更要超越环境的桎梏。每个人对历史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解释，只要在一个合乎理性的思想体系下进行即可。

        最后我用中国近现代史粗略的举个例子。我们普遍接受认可的是这样一段历史：清政府专制、腐败、无能，导致内外交患，资本主义萌芽无从发展；农民起义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失败，被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联合绞杀；军阀混战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危亡之际国民政府绥靖求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敏感词过滤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建立新中国，进行经济制度和社会政治体制的彻底变革。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吧？我认为中国社会这一系列的变动，尺度之大，范围之广，并不能用“没有敏感词过滤就没有新中国”一言以蔽之。我并不太同意这句话，新中国需要敏感词过滤，但只有敏感词过滤也不会有新中国。今天在图书馆看杂志，发现一篇文章竭力证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必然联系，bullshit。整整三卷《资本论》里只提到中国几次，不过是将其作为殖民地而论，就算人家是老中医包治百病，共产主义理论也不是专门给开的药方，尽TM自作多情。

        让我们撇开主义和制度来看这段历史。凡社会变革，必然是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共同变动的结果，而且往往是自下而上。但观乎中国社会这百年变迁，低层根本失去了活动能力，而上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其结构并无变化。首要原因是中央集权，庞大臃肿的官僚体制一路下延，政策只能用道德标榜而无法用法制细化。没有法律就没有国家与人民、以及人民之间的信用关系，再加上土地不得私有，人民“不蓄私财”，就不存在私人财产权的保障，资本就无法按照商业组织进行流通。这才是中国长久以来无法通过资本主义方式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因。

信用的建立促使了航海贸易的发展。

        个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是近现代史发展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可以从建国后的坎坷进程中觑见一斑。从1949到1978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生产资源都归国有，大多用于工业和国防，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程度不大。从这个意义层面上讲，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人是邓小平，再不给人民私有财产，再不实现法治，一定玩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今中国面临着什么问题？国民经济的大头只能靠投资拉动，消费持续疲软。为什么？钱不敢花。为什么不敢花？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生活中存在大量未知风险。那么钱在那里呢？要么在银行，要么扔给了房地产。为什么房子这么贵？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民只有七十年使用权，根本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问题是一切的根本，没有土地就意味着个人的财产权是不完整的。金融危机时，许多人看着老美信用刷爆幸灾乐祸，也不看看我们自己，信用还不能充分建立，金融体系百病缠身。信用是现代经济的动力源，人家是电压过高跳了闸，咱们是电压不稳经常停电，没啥可乐的。为什么信用如此疲软？个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还得不到很好的保证。

被城管查处的小贩，他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在哪里？

        促使下层结构运转的方法无非三种：1、政府暴力；2、精神和道德上的激励；3、用法制规范私利的发展。中国社会下层结构一开始受礼教和经学的蒙昧，再经过暴力洗礼和意识形态煽动，势必要向第三种发展，追求个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从清朝开始，上层结构内部就一次次充盈着改革的内生动力，但总因组织效能无法带动下层结构而失败，一直到国民党建立国家性质的政府，创造了新的上层结构，现代社会的框架得以建立；同时敏感词过滤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创造了新的下层结构，农业过剩的资源转移到工业，新中国才得以诞生。然而1978年前的下层结构是用精神激励强制运行的，离现代社会还差十万八千里，直到今日，也未完全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