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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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奖是当今学术上的一种重要的娱乐形式，总是能带给人们始料不及的惊喜。今年的经济学奖获得者其中一位是印地安纳大学的Elinor Ostrom，相信除非专业人士，没有谁熟悉这个政治学教授。她的获奖理由也很有意思：“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所做的研究”。这样的人我们中国多了去了啊，那些股票分析师啊评论家啊基金经理啊，不都是在为“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所做的研究”上鞠躬尽瘁嘛。

      哦，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Elinor Ostrom的主要观点是应该把经济学纳入公共研究和集体行动的范畴，强调在互相信任和依赖的条件下对资源进行自组织管理。这样一来，奥氏的研究就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政治上的（公共政策的形成）、社会上的（群体性心理特点）、环境上的（自然资源如何利用）、历史上的（社区管理机制的演变）等等。这样一种见解可以说是对市场有效理论的反动，它说明了私有制在经济发展中是有副作用的。不过正好也是与时俱进，值此全球金融体系根基脆弱的阴霾下，应该有一些传统的理论和方法中跳脱出来的视角和眼界。

      这么多年下来，诺贝尔奖难免有时流于荒谬，比如爱因斯坦当年握着光电效应、广义和狭义相对论、激光理论等五个惊世成果却迟迟得不到瑞典人的肯定，再比如说去年得经济学奖的那个专栏作家，简直就是个笑话。不过这一次，我觉得挺好。经济学我还是读了几本书的，一直就有一种感觉：这是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但是一种社会科学，还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因素。对经济的研究现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将其过分的形式化、抽象化去解释问题，而少有对其本身的全面理解。

      我这么说吧，眼下正是各高校研究生做毕业论文的时节，经济学专业的朋友们可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如何合理而实用的建立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这个模型所涉及的指标实在太多，而且难以定性计算和等级量化，初始条件的设定一旦有微小的谬误，最后的结果就差之千里。这不能怪你学术基础不够，而是因为经济学实在有够复杂，就算你搞出一个理论上无懈可击的统计模型，还是很可能经不住实例考察。经济学不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那样可以丁是丁卯是卯的推算，要不然哪来的金融危机，经济学家们也不会整天闹那么多昨天预测今天就被证伪的笑话了。

      其实奥氏的研究和另一位获奖者Oliver Williamson在气味上有所相似，都是制度分析，都在检视市场经济问题。我对制度经济学挺感兴趣，特别是早期的加尔布雷思和后来的科斯，他们和传统的经济学家很不一样，非常注意考察宏观因素来解释经济。张五常有句话说的好，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不考虑到法律、政策、文化、习俗等规则的动态影响而死磕需求、生产、信用问题，犹如困兽之斗。我们国家过去照搬苏联模式、现在边误解边照搬英美模式，一直都很忽视制度分析，不够脚踏实地。我们的经济学家经常讲怪话，什么“中国大学收费太低”、“能源价格应该上调”之类，然后招得骂声一片，说他们代表利益集团什么的，其实也不一定。有些学者脑子已经僵掉了，凡事就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路数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等等，你不能一股脑儿就推到市场上去，用“看不见的手”自行解决，不从实情出发，不从制度着手就瞎提经济主张，是要祸国殃民的。

   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这里的经济学者们也很配合情绪的恐慌了一阵，回头发现没什么事，又回过头来赞赏中国的金融体制坚挺无比，简直笑死个鸟人，这哪跟哪啊。去年我写了个《环球同此凉热？》简单说了几句，咱和人家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拿Elinor Ostrom的社区自发进行资源管理的理论来说，可以在美国尝试，放到中国绝对是扯蛋，我们的城市里所谓社区只有名义上的概念而已。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具有强大的阐释力，但解释和应用时要掌握局限条件和变化规律，这些局限条件和变化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千差万别。